阿方斯·羅培茲·特納:犯罪是專制民粹主義者之間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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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無上的地位是多數派渴望並爭取保持的—在他們恐懼的想像中,奪回控制權「以確保所有其他人以最大的努力實現的東西,……[我們自己的]以最小的資格實現」,正如美國作家和記者塔尼西斯·科玆(Ta-Nehisi Coates)所說的那樣。如此多的民粹主義領導人的沉悶的暴行構成了對他們的追隨者的有力訊息:「像那些其他人一樣努力工作,我將賦予你比他們通過努力工作兩倍於你所得到的更多。看看我吧。我做到了」。川普(Donald Trump)、強森(Boris Johnson)、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莫迪(Narendra Modi),更不用說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馬杜羅(Nicolás Maduro)、歐爾班(Viktor Orbán),或者加泰羅尼亞的普伊格德蒙特(Carles Puigdemont)和奧里奧爾·洪克拉斯(Oriol Junqueras)了,他們的可怕怪癖並非偶然。它是內在的設計,是為了使統治權變得完美:將「家己人」中最低級的人提升到更有資格但不屬於「家己人」的人之上。他們對法律本身的輕率、低級的態度,以及他們不顧一切的犯罪行為,向他們的追隨者發出訊號,他們願意不惜一切代價來保護他們,首先是那種別人避之不及的激烈行動。這些領導人的重罪,他們的瘋狂和墮落,成為收買他們想要拉攏的人的忠誠的手段,促使他們最低限度也要充當協助者,最好是充當積極的殺手。有誰能比那些選擇實際上已淪為統治國家或服刑的人更好地證明他們的承諾?

這是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劇本中的一頁:實施旨在激起對手廣泛、憤怒反應的行為。這些行為包括從恐怖襲擊—ISIS後來用卡通式的惡棍來炫耀,到持續擾亂法律秩序;從公然的歧視和壓迫到文化戰爭。其目的是透過引發那些首先被挑釁的反對者失去政治和法律意識的反擊,促使他們選擇嚴厲的鎮壓,從而產生敵意,使內群體和外群體相互對抗。「如果我們成功地將他們拖入教派戰爭的舞台」,扎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在2004年寫給賓拉登,「就有可能喚醒不注意的遜尼派,因為他們感到迫在眉睫的危險和灰飛煙滅」。

當民粹主義領導人想要召集的大多數被圍困的群體遭受集體報復時,他們會把自己標榜為他們唯一的保護者和捍衛者,靠著受害者的身份,宣稱所有內向群體的成員都是這樣被攻擊的,反對他們核心身份的存在,無論是穆斯林、白人、加泰羅尼亞人、印度人,還是其他。這是一種類似於ISIS的策略,那些令人沮喪的領導人在成為其國家問題的主要原因之前,曾經也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症狀。

但競爭和任人唯賢,儘管在當地受到限制,但在全球範圍內創造了一個開放的競爭環境,促進了「錯誤」的人,向上流動而不屈服—不是「家己人」,那些忠誠、謙遜、不成功的人,裙帶關係和攫取公共資源對他們有利。美國記者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寫道,「早晚有一天,競爭的失敗者總是要挑戰競爭本身的價值。更重要的是,競爭的原則,即使它們鼓勵人才和創造向上的流動性,也不一定能回答關於國家認同的更深層次的問題,或滿足人類屬於一個道德社區的願望」。專制民粹主義為其追隨者提供的正是:保護、歸屬、意義,只要你讓你的靈魂、你的大腦、你的尊嚴和自由消逝和墮落。只要你向農奴制屈服。因此,他們的投票從對政策建議的選擇演變成了對權力和忠誠的部落標記,這使那些被認為是自己人的政黨和候選人更加大膽,無論他們贊成什麼政策,因為他們的支持者還是會擁護他們。在一個超黨派分裂的社會中,每個人都害怕和憎恨對方,並不斷被召喚,如果不為「家己人」投票,就意味著把國家交給那些想摧毀它的人,所以他們不能輸掉選舉。像奧里奧爾·洪克拉斯(Oriol Junqueras)這樣的領導人哪裡會覺得自己很正義,呼籲人們投票給「善良的人,在選舉中戰勝邪惡」。當然,這個好人就是他。

遲鈍的、被國家寵壞的孩子們習慣於榨取其他納稅人的錢,以至於他們把每個人為保持他們不可持續的工作而支付的關稅和其他人為養活他們不可行的生活方式而支付的稅款都視為他們的神賜特權,渴望跟隨誰向他們承諾從他們既不理解也不欣賞的世界中獲得更多和更好的保障。他們害怕、憤怒、高興地追隨他們可能找到的最黯淡的暴徒,不是因為他或她的卑鄙殘暴,而是正因為他或她的卑鄙殘暴。釋放出人類所能做到的最邪惡的東西。此後,邪惡肆虐,被令人作嘔的統治者巧妙利用,正如阿拉伯之春人權活動家巴格達迪(Iyad el-Baghdadi)所指出的,他們的提議從「我們給你們工作,你們閉嘴」轉變為 「我們保護你們,你們閉嘴」,利用源源不斷的嚴重威脅來標榜保護者,並利用其追隨者的經濟停滯和衰退,在此基礎上增加暴行。鎮壓、無望、虛假信息、完全沒有個人和政治權利,以及侵入性的安全機構,霸占著「每個人和每個群體都在害怕,每個人都在焦慮,每個人都在懷疑別人,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委屈而痛苦,以看到別人的委屈」。

「[他們]害怕無關緊要,瘋狂地在為時已晚之前使用他們剩餘的政治權力」,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說,「川普和英國脫歐得到了許多人的支持,他們仍然享有政治權力,但擔心他們正在失去經濟價值」。這是一種憤怒、忙碌的吶喊,以避免成為全球現代性的功利和競爭中無用的失敗者,有市場的技術人才沒有任何位置,這顛覆了他們自己在社會的主導地位。遵循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保留和凍結一個實體社會,以抵御現代性的技術、經濟和人口變化,在這個現代性中,「所有堅固的東西都會融化成空氣」,「迄今為止被尊重和敬畏的每一種職業」都被剝去了光環。馬克思曾寫道,「生產的不斷革命化,所有社會條件的不間斷的干擾,永遠的不確定性和騷動……」。170年後,一個幽靈正在困擾著這個世界。所有固定的、迅速凍結的關系,連同它們的古老的、可敬的偏見和觀點,都被掃除了,所有新形成的關系在它們僵化之前就已經過時了」。他們的生命被耗盡了意義,他們的價值觀被耗盡了驕傲。昔日的民族脊梁淪為一籃子被鄙視的可憐蟲,他們被嘲笑的減少預示著更糟糕的事情即將發生:與一幫怪人相稱的徹底抹殺,就像一幅沙畫在無情的浪潮中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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